摘要：TODAY东方的第二个军事高峰隋唐帝国从这期开始，我们一起回顾东方的强盛王朝——隋唐，也就是中华第二帝国。在这里我们要先确认一点：就政治概念来讲，虽然唐帝国是以延续的王朝血统统治接近三百年，但实际上其内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很多层面上，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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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第二个军事高峰隋唐帝国
从这期开始，我们一起回顾东方的强盛王朝——隋唐，也就是中华第二帝国。在这里我们要先确认一点：就政治概念来讲，虽然唐帝国是以延续的王朝血统统治接近三百年，但实际上其内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很多层面上，唐前期其实更接近于其前面的隋朝乃至南北朝时期的西魏，而到了唐中期唐玄宗在位时，这个国家各方面面貌与之前已经截然不同了，安史之乱更是一个分水岭，改变了唐帝国乃至之后中国的历史走向。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隋唐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大转折点，所谓“唐之前近古，宋之后近今”。
在论述隋唐帝国的军事问题时，会将对隋唐帝国的论述分为两个大的时间阶段，从北魏到初唐算第一阶段，从唐玄宗开始的中晚唐时期则是第二阶段。因为从北魏到东、西魏对峙，继而各自更迭为北齐和北周，然后杨坚篡夺北周皇位以隋朝代替之，最终隋朝灭亡唐朝兴起，前后总共经历了五个朝代的更迭，看上去时间似乎很长，但其实从北魏灭亡的534年算起，到李渊618年在长安称帝并以唐为国号，总共不过84年，身体健康的祖孙三代人就足以全都见证这段涉及五个朝代的历史。而从唐高宗李治继位的649年算起，到755年唐玄宗晚期的安禄山起兵反叛，这段时期仅仅是唐前期的一部分却足足过去了106年，时间跨度超过之前五个朝代的更迭，因此中国历史在此期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不奇怪。
当然，想要理清隋唐历史，最好的办法是先从第一帝国没落时期说起。我们把秦汉称为中华第一帝国，那么它与隋唐的第二帝国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发展演化的关系。东汉帝国在灭亡的余晖中，军事的火花还是相当绚烂的，《三国演义》之所以精彩，是因为作为蓝本的《三国志》背后历史本身就很精彩，研读史书时我们不难感受到当时汉人的能力和风骨，那时的中国既有能臣又有猛将，而且普遍都有思想和节操，这和表面上分裂格局的五代十国历史有相当大的不同，五代十国时期能读出来的就是深深的黑暗和血色，那些军阀往往只是军阀，血腥的杀戮和轻易的背叛贯穿始终。
01
剧烈的解体和重构
从董卓之乱的2世纪末，到隋朝重新统一中国的6世纪末，中国整整经历了约四百年的分裂，中间只有西晋时期从灭吴到八王之乱间短短十几年的稳定统一期。而相比之下，自从隋朝统一后，中国就再也没有经历过这种超长期的分裂格局（即使五代十国也只持续了约半个世纪）。这当然并非偶然，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
比如西晋差不多正好是中国历史从意识形态走向虚无和混乱的时期。往前看，从春秋的文明大爆发开始，中国文明之火瞬间爆燃，诸子百家争鸣代表着一个文明造山运动，只有西方古希腊文明造山运动可以与之相媲美，中国人也正是通过这场伟大的文明创造活动塑造了此后千年中国汉人族群共同的文明烙印。而汉朝就是这一文明进程的成熟和稳定期，当然，稳定的同时也代表着这场文明之火的明火阶段到了尾声，百家争鸣已经消失，最终儒家理论逐渐占据优势，其结合汉代几百年的稳定统治，就学术而言活力逐渐停滞，但具有较强的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到了东汉时期，一方面儒学进入了一个僵化低潮期，并不能解决社会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另一方面佛教开始在中国传播，争取了大量受众，尤其在上层社会更加流行，而天师道、五斗米道等道教组织也开始兴起，整个社会的内在意识形态体系开始解体和重构。
另一个根本性变化是中国北方人口格局的巨变，此时恰逢公元3～4世纪，北半球气候进入干燥寒冷期，大量游牧民族纷纷南迁，这些外来人口和汉人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文明记忆和意识形态。如果汉人的人口占据绝对多数还好，可经过三国战乱后，汉人的人口数量有很大下降，这一多一少两个趋势发展到最后，局面其实已经失控，西晋当时的江统在其著名的《徙戎论》中惊呼，“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可见这种民族构成改变的剧烈。这篇政论中江统强烈呼吁立即将这些外来民族迁徙出中国内地，返回其原先所居住的地区。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没发生改变，而现实也很快完整地展现了江统等西晋时人的忧虑，短短十几年后，五胡乱华骤然而起，整个中国北方陷入血与火的炼狱。
从东汉到西晋，实际上中国社会内部在横向和竖向上都逐渐虚无和碎片化，以至于一旦出现内乱就很难遏制，而一旦内乱扩大就会导致社会解体，并且再也难以复原。西晋的短暂的统一时期算是最后的机会，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紊乱，整个社会上层已经失去方向感，他们或者以奢靡的生活来填补空虚，或者以偏激的言行（有一种叫魏晋风骨）来寻找自我存在感。这种社会基本已经失去了应对重大社会危机的能力。
当然一些因素也不能忽视，如晋武帝的昏聩、晋惠帝的白痴等，都大大加速了整个社会崩溃的进程。最终汉人的自相残杀和内迁胡人的集体作乱，彻底把中国北方扯得粉碎，这种状态显然指望一两代人就完成整合和融合是根本不可能的，这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
如果继续探讨下去，就会想到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再没有出现这个局面？这里再强调一下人口问题，地球上没有人类生存时就没有所谓的国力军力，也谈不上发达落后。人是一切的根本，一块土地上没有你的人，那么这块土地上的一切就不是你的。中国古人很聪明，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发展出了一整套社会文化来让这个民族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之前曾分析过中国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制，那是一种利用族群中强势的男性将社会资源再分配，来保护和供养女性完成生育后代的体系，与之相匹配的孝文化、多子多福的价值观等，都是这套文化体系的一部分，随之而延续的还有以血缘为纽带、组织社会阶层单元构成的独特结构。现在中国南方地区依旧能看到这种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社会。
这套体系一方面坚定不移地鼓励生育，使中国人口从西晋时期的两千多万增长到隋唐时约五千万的规模，而到了宋代，随着江南地区光热水资源禀赋和培育完善的稻米生产结合，中国人口突破了一亿大关。这实际上已从根本上消除了五胡乱华局面再次形成的可能。西晋年间，整个中国不过两三千万人口，而华北只有一千多万，像外来民族迁徙的重点地区汉人人口减小一半左右，这自然使得一旦内战爆发，就必然陷入不同民族武装集团独立竞争的局面。而当汉人人口超过一亿时，周边民族武力再强，比如蒙古帝国南侵或者后金满清入关，即使其可以暂时征服，也不得不面对两个选择，要么拒绝同化而只利用军事、政治手段控制局面，要么自己也逐渐接受汉化，除此之外不存在他们在中国建立自己族群领地的可能。历史结局就是拒绝同化的蒙古贵族只经过几十年就被朱元璋赶回了蒙古高原，而满族则逐渐融入到汉人中。朝代可以更迭，汉人社会却岿然不动。
02
汉人社会内部结构的演化
人口基数大了，虽然会消除被外敌同化的可能，但并不能保证这个族群更有力量，如果没有一套对内动员人力物力和对外输出军事力量的有效机制，也是会软弱无力而经常被动挨打的。而隋唐时代不仅是中国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的转折点，也是内部结构转换的一个转折点。
在隋唐之前，中国社会更接近“封建”状态，东周到战国的诸侯割据不用说了，西汉初年分封出去的一大批刘姓诸侯甚至有能力举兵造反，而东汉时期地方上崛起的豪强地主也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就是：直到科举制建立和成熟之前，中国的官僚体系都是被皇族、外戚贵族、豪强地主等势力所垄断，因为他们既掌控了土地财富，同时以此为基础垄断了信息的传承和传播，于是社会人才高度集中于这个阶层。我们知道有句话叫做“三代出贵族”，在这里贵族是个褒义词，代表着人的知识、修养等方面的高素质化，而所谓三代，其实是强调长期的积淀。古人早就知道“仓廪足而知礼节”的道理，这并不是说富人就一定素质好，而是要指出不要将财富和传承污名化，事实上这在公共教育普及前的人类文明发展中价值很大。
在文具昂贵而书籍难寻的古代社会，一个书香门第的世家大族，出高素质人才的几率确实比祖上几代都只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家庭高。这些知识信息能在几十乃至几百年的时间跨度内可以保持安全稳定的传递和积累，就需要两个保障因素的稳定，一个是血缘，在全社会不可能普遍建立公立高素质学校的中古社会，依托血缘纽带形成的小圈子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再一个就是财富的保障，财富传承最可靠的载体就是土地，房子会被地震、洪灾摧毁，银钱会贬值丧失，家具衣物会被大火吞噬，唯有土地稳定可靠，并且只要占有就可以持续的产生财富，古代东西方贵族几乎都植根于土地财富的稳定，以官僚权力攫取的财富往往是不稳定的。在欧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或许是那些巍峨坚固的城堡以及其周围的农庄，而在中国历史中也有类似的存在，最典型的就是东汉豪强地主的坞堡。
东汉时期兴盛起来的这些豪强地主，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土地财富的集中和传承为基础，以广泛修建的坞堡为依托，以部曲私兵为武装保障，形成了具有强大能量的社会基本组织单元，尤其是其中的高门大族，能量更大。在和平时期，他们会垄断社会上层建筑，如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最终形成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这当然是有负面作用的，因为虽然这样可以相对低的社会遴选成本，来保证一定素质人才进入国家机器，但同时却阻断了人口基数更大的寒门人才的上行通道，到后期随着高门氏族的腐化这个问题开始变得严重。其在战乱时期的作用却是人们比较容易忽视的，当中国北方陷入诸多民族狂风暴雨般的摧残时，幸存的汉人大部分就是依托坞堡和血缘纽带的地方豪强地主来自保。我们知道一盘散沙般的人是虚弱无力的，面对强权只能任人屠戮，而一旦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这些基层单元在危难时刻确实起到了保存中国北方汉人力量和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
所以我们才会发现，鲜卑人的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后，北魏孝文帝时甚至下诏平定天下高门大姓，《资治通鉴》记载：“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这卢、崔、郑、王等世家大族显然都是汉人，可见虽然北方汉人暂时在军事上处于相对弱势，但依旧以文化上的高杆地位展现着尊严。
到了唐初时期，整个社会对高门大族的推崇并未减弱，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赵郡李氏等高门大族代表着整个社会最顶尖的文明，即使是贵为皇族的李渊家族也以号称自己源出陇西李氏来抬高自己的地位，而且直到唐中后期，李氏皇族也无法盖过这些高门的风头，时人都以能娶到“五姓女”为荣，对于皇家公主反而属于退而求其次。
中国历史恰恰是在隋唐时期完成了一次转折，那就是建立和完善了科举制度作为选拔人才执掌国家机器。这一举措，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由于现代人都已经熟悉考试制度，都会认可以考试来取官的公平性，与之相对的如九品中正制之类都是反面教材。其实这个问题在古代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首先我们看一个历史现象：科举在隋朝建立，到唐代已经执行了很长时间，但恰恰是到唐中晚期，那些高门却通过科举展现了更加密集的人才，如赵郡李氏在唐朝出了14个宰相，睿宗之前的中前期7人、从宪宗开始的中后期7人，恰好对半；而陇西李氏出了24位宰相，玄宗之前出了10人，中后期有14人之多；河东裴氏出了18位宰相，后期占了10位，余不赘述，也就是说全国性的考试录取没有削弱这些世家大族的竞争优势，反而使得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积淀的文化底蕴更彻底地展现出来。可见就出人才的质量而言，原先的这种近似于贵族体系的文明传承质量和效率并不低，科举制所解决的更主要是一个社会权力和资源分配问题。很显然，地方大族和豪强对皇权是有制约作用的，一个人，如果他更看重自己是关东人，是赵郡的郡望，是李氏高门的传承，那么他对长安皇权的敬畏就不会太高，独立性也会更强，因为他有根基有依托。而科举制采取后，一方面官僚体系开始在社会中具备压倒性优势，另一方面，天下人之所以有官做都要靠皇权的直接分配，下层寒士固然会感恩戴德，原先的高门因为自己不再是唯一选择也会变得更脆弱。同时，那些没有土地财富和血亲族群支撑的寒门官僚相对皇权也变得十分脆弱，因为他们的一切财富、地位和安全都来自于这个“官”，一旦失去了这个“官”也就失去了一切，那么他们在从政中的逻辑和表现，往往就会有很大不同。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也就逐渐转为彻底的官本位，而设置和主宰这个官僚体系的皇权，自然在各个方面都真正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会像唐朝皇帝那样愤愤不平才子、大臣翘首以待迎娶高门大族的闺秀，而对皇家公主不屑一顾了（当然这只是个小问题）。
于是我们发现，经过科举制潜移默化的黄巢和五代十国长期战乱后，到北宋时期中国社会就不再有具备如此影响力的高门士族，能够一跃入龙门的科举考试绝对性的主宰了人们的崇拜，考中状元在宋代终于可以让全民疯狂（在唐代还远远达不到这种程度），整个社会风格也是在宋代完成了一次转变，唐之前是贵族风韵，到宋之后则是市民的天下。尤其是到元代，随着之前蒙元入侵的大战乱和紧随其后的高压统治，社会追随的娱乐标杆都不再是贵族们玩风雅的诗词歌赋，而变成了戏曲、小说。
03
军事体制也在转变
当然，简要地分析这些，只是要说明历史中的人都是带各种属性的原子化的人，社会体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简单更换国号，在我们背诵从春秋到明清的朝代代号时，每一个代号后都是剧烈变动的社会体系，里面的人是不同的，组织人的模式也是不同的，同样一种举措，在这个时代是可以理解的，在另一个时代可能就是不可能的。即使并不是专业历史研究者，如果不建立这个基本概念，历史在他这里不过就是一些明君、昏君、忠臣、奸臣的道德故事或者壮胆励志的心灵鸡汤。
接下来我们进入军事这个层面，回顾三国时代，中国汉人群体在军事方面还是有相对优势的，所以即使国家内部变成了星罗棋布的军阀割据态势，也依旧没有遭遇严重的边患，就好像曾经泰山压顶般的匈奴等势力的入侵不存在似的。我们知道曹操在内战的百忙之中还发动了一场北伐，击溃了东北乌桓的势力，巩固了后方，说起原因，大致有这么几个：首先两汉时期中国人有着不错的教育普及水平，军人与官吏的素质也普遍较高，意识形态也较为稳固，两汉约四百年的统治给整个民族打下了共同历史记忆的烙印，所谓“人心思汉”，整个国家依旧处于文明态的余晖中。其次马鞍、马镫等技术装备还没有发明和普及到草原游牧民族，这就使得汉人继续享有最后的军事技术和能力优势。
我们看小说会觉得《三国演义》前期比后期精彩，这种直觉也可以说是符合历史的，残酷内战导致中国人口锐减，同时还消磨人的意志，摧毁社会的道德和规则体系，到三国重新归晋后，整个社会很快进入一个癫狂迷乱的氛围，正是战乱的结果之一。就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欧洲普遍弥漫着一股焦虑和幻灭的气氛，人们失去了勇气，对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也产生了怀疑。而以这样的状态去应对各种边疆民族大批内迁的局面显然就会遇到大问题，最终当又一次疆域内各民族间残酷内战再次爆发时，中国内部显然是准备严重不足的。
在这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大混战中，中国汉人在军事上的地位一开始是大幅下降的，原因不难理解，三国混战时期汉人的人口锐减，相对于内迁的边境民族数量优势已经大幅下降，而汉人之前早已转为彻底的农耕社会，这种社会下，普通百姓个体的军事能力又天然的低于游牧和渔猎生产方式的民族，因此就会依赖国家财富供养出一批完全脱产的职业军队来保护边境安全和内地农民生产生活的方式。而从东汉开始直到西晋的民族政策让其它民族内迁后，汉人就不得不直接面对这些民族，一旦他们起兵，局面就无法收拾，普通汉人农民一开始面对这些忽然而至的军事集团自然几乎没有反抗能力。（未完待续）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