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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但是他与安阳这座城市的关系却非常密切,主要是由于他一生中的最后六年(1911—1916)都与安阳有关,这六年以来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发端于安阳。并且,袁世凯在安阳这几年所筹谋、策划的各项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运行轨迹。
在庚子事变之后,大清的摄政王载沣心里一直隐隐觉得,袁世凯迟早会成为心腹之患,总感觉对他不放心。
早在几年前戊戌变法的结局来看,维新派倒了,光绪帝也退隐了,但是左右骑墙的袁世凯,不仅没因为早期属于维新派而受到惩罚,反而因为“告密”有功而受赏。
维新变法时的袁世凯
后来,义和团运动失败,清廷与八国联军签订了合约。在洋人的压力和慈禧的追究下,几乎所有的守旧派和镇压义和团不利的官员都遭到清算,死的死,罢免的罢免。而袁世凯再次安然无恙,反而因积极镇压拳民而获得洋人认可。
两次大事件,朝廷中的“帝党”和“后党”几乎都被席卷一空,满汉大臣都黯然失色,但汉族大臣袁世凯的地位却得以稳稳升迁,并掌管了一批拥有新式装备的新军。
加之有些喜欢挑刺的人,为了迎合朝廷当权者的心理,如同狗仔队一样到处勘察,最后上了诏书,专门挑些诸如生日宴会收礼、字画落款名称不合规矩等等鸡毛蒜皮的事,上奏指责袁世凯“跋扈不臣”。这更让载沣心里对袁世凯猜忌不安,甚至打算找个借口杀掉袁世凯,但是却遭到军机处的强烈反对,庆王、张之洞等大臣都不赞成,而隆裕太后也劝他不可轻举妄动。
于是,退而求其次,撤职赋闲的待遇终究来了,到了1909年1月2日,载沣便以袁世凯脚上有病(脚气),行动不便为理由,罢了他的官,要袁回家养病,“开缺回籍养格疴”。
摄政王载沣
说白了,领导看你不顺眼,脚气也是病。
而袁世凯在河南汲县、辉县、安阳一带都有着大量的田产,为了能方便打探风声,他根本就不愿回到偏僻的项城老家,就先回到汲县住了下来。
因为从地理角度上来看,项城更靠南,更加远离京城,出山或者收风都有所不便;而安阳不仅地理上位于河南北部,紧靠直隶和京城,而且铁路交通便利,一旦有了风吹草动,他活动起来更加方便。
到了4月下旬,袁世凯又迁回了辉县城内。春夏之交的季节,这里的气候环境更舒适宜居:百泉水清澈见底,苏门山嶂峨苍翠,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名人在这里讲学。从自然风光和文化熏陶来看,这里自然是一个好的居所。但是,他仅仅住了两个月,就又搬家到了安阳北门外的洹(huan)上村。
洹上村地理
袁世凯并不是搬家有瘾,而是他不断在选择——政客总是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位置,尽管他目前是离职状态,但这并不妨碍他退为进。
这里的优势在于:离北京近,又紧临铁路线,更便于与外界联络,以便掌握天下态势。
安阳,在袁世凯心理上,也有着一些特殊的意义,1906年,北洋陆军曾举办过一次大型军事会操,举办地点就是在安阳,当时袁世凯是阅兵大臣。
这次军事会操等同于一次陆军军事演习,是从直隶、湖南、湖北等省挑选出来的北洋军的精锐,演习的士兵多达4万多人,而参观的外国公使、官员以及各地记者都有数百人之多。这次演习是自甲午战争以来北洋军最大规模的一次军演亮相,袁世凯把这次会操当成了自己家底的炫耀。
这次“秀肌肉”获得了外国势力很大的认可,装备西方新式装备以及新式操典的北洋军队,被清朝朝野和洋人当成了大清的新支柱,对比起清朝腐朽的“皇族内阁”,各帝国主义势力也更把袁世凯当成新生力量。当然,这也更加重了载沣对袁世凯的猜疑和忌惮。
袁世凯回到洹上村后,购买重修了一座豪华别墅。当年有一位天津盐商叫何炳莹,曾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别墅,面积达二百多亩。袁世凯后来和他谈妥了价钱,直接把别墅买下来了。
之后袁又大兴土木,引洹水穿园而过,造假山满种百花,小桥水终年潺潺,池塘里荷花飘香,楼台亭阁,山石叠翠,的确是个优美花园。白天像园林,夜间也颇有荷塘月色的感觉。这座颇具养生特色的豪华别墅,在当年也算顶配了。
袁世凯给这处装修一新的别墅豪宅起名叫“养寿园”,给人感觉他真的要在这里隐居,做个寓公了。
养寿园
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为了营造出不问国事,闭门思过的氛围,他把三哥袁世廉也接来同住。又从天津请来一位摄影师,给他兄弟二人拍了一张照片:袁世凯戴斗笠持竹嵩立于船头,袁世廉披蓑衣垂钓坐在船尾。袁世凯把这张照片题名为“蓑笠垂钓图”,遍送友人。
袁与其三哥的蓑笠垂钓图
这些只不过是用来掩盖清廷耳目的一种假象,其实他一直都在和各方面进行着联系,各部旧属、东南各省,朝廷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公使等等。袁世凯营造出如同三国时期的刘备在家种菜时不问世事的态势,实则时刻注视着国内外的各种动静,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清廷并没有忘记对袁世凯的监视,载沣授意步军衙门以护卫为名,派袁得亮来到安阳,专门负责监视袁世凯。但是,袁得亮平庸无能、贪财好利。袁世凯使用金银财物、殷勤款待、认作本家等手段,完全把袁得亮置于股掌之中。甚至袁得亮每月向步军衙门写的情况汇报,都由袁世凯的幕僚代写!
袁世凯的伪装、袁得亮的汇报,使载沣大大放松了对袁世凯的警惕。至于河南巡抚齐跃琳,更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对袁世凯感恩戴德,派出卫兵护卫袁宅。所以袁世凯在安阳安全得很,可以随便安排计划事情。
袁世凯一到安阳,就开始广泛结交社会名流,接触军政要人,及时掌握各种情报,便于他做出决策。辛亥革命前,局势已经动荡不安,各地革命党人已经到处联络活动,各种革命事件多有发生。而袁这边也没闲着,“养寿园”电报房里日夜机声滴滴嗒嗒,四处联络。中央有内国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还有各衙门的党徒;在地方有直隶、东三省、两广、鲁、皖、赣等省份的总督巡抚,他们都是唯袁世凯之命是听的人物;更何况还有那“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北洋六镇为核心的北洋军队。
袁世凯还和帝国主义、特别是在中国势力最大的英帝国主义保持着联系。所以有人说:“洹上村俨然成为当时政治、军事、外交的一个小中心”。
1911年10月11日,袁世凯正大摆筵宴,庆祝他52岁生日时,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袁立即命令撤去酒宴,停止演戏。
这时众人无不议论纷纷,惟独袁世凯微笑不语。众位宾客都问他有何高见,他答道:
湖广总督瑞澂、湖北新军统制(即师长)张彪都是无能之辈,不可能平息叛乱;摄政王载沣年纪太轻,缺乏经验;而奕劻又老而无能,不足以定大局。看来这个星星之火,必将变成燎原之势。
于是在场宾客都恭维袁世凯说:除非袁公出山,是没有人可以收拾这个残局的。这时袁世凯本人也洋洋得意,大有舍我其谁之慨。
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响起了必须起用袁世凯来平乱的呼声,帝国主义也跑出来帮腔,各国公使纷纷与载沣打招呼,要求袁世凯出山对付革命党。
就在10月14日,朝廷下旨,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奉旨督办剿抚事宜。
就在袁世凯在洹上村正紧张地思考着下一步棋应当怎样走的时候,幕僚倪嗣冲劝他说,现在天下大乱,民无所归,捷足者先登。现在应该立即称帝,另立新朝。
而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并不是不想当皇帝,但他考虑的关节点有很多。他认为:
一、此时忠实于清王朝的旧臣还有很多,例如两江总督张人俊、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云贵总督李经羲、陕西巡抚升允等,他们手中还有很大实力,而驻扎各地的八期、绿营兵马也有不少。
二、北洋旧部中掌握兵权的人还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北洋军队只控制直隶、山东等华北的几个省,即使称帝成功,也避免不了一场大规模内战,没有绝对胜算,说不定还会给革命党可乘之机。
三、南方各省正在革命高潮之中,还摸不清他们的真实动向。总之,现在称帝,条件还不成熟,暂时还不能抛开清朝朝廷。高明的策略是两面周旋,讨价还价。最终借力打力,压制住清廷与革命派双方。
当然,袁世凯对于仅仅被授予湖广总督这样的职位,是完全不屑一顾的,因为这样区区一省总督的官职远远满足不了他的胃口。
因此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一方面说他的脚气还没有全好,不能马上就职;另一方面又说,他正加紧治疗,只要略有好转,就能立即上任。借着先前“离职”的原因,巧妙的推脱掉,继续旁观。
而他的心腹下属冯国璋奉命带兵前往武昌进剿,南下路过安阳时,袁要冯“慢慢走,等等看”,也是为了拖延。因为革命派现在只占有武汉三镇,还不足以置清廷于死地,袁拖延的目的是:让革命有所发展,足以威胁清廷的生存,让革命这把大火再多烧一把,清廷才会给他更大的权力。这就是他用革命压清廷的办法。
同时,他也考虑到此刻是要收买人心,注意爱惜自己的羽毛,切不能做出烧杀抢掠的事情,给百姓的印象北洋军是镇压进步力量的残暴军队,这会砸了自己的牌子。他也曾同手下将领商议,尽量与武昌的革命新军谈判,条件优厚,如果革命党士兵愿意投诚,他更是大力欢迎。
北洋军有的将领行事鲁莽,在靠近武昌前线的地段又是驱赶百姓,又是火烧房屋,遭到了袁世凯严厉训斥,要他们万万不可骚扰百姓。等等举措,都是为了平衡、周旋于双方势力,千万不能把退路堵死了。由此可见袁世凯的老谋深算。
果然,22日、23日,湖南、陕西、江西相继宣布独立,清廷急了,27日就连下四道上谕,任命袁为钦差大臣,所有水陆各军都归他调遣,并专门拨款100万两银子作为军费供他支配。至此,袁世凯谋取军权的目的全部实现,完成了取代清廷的第一步。
在制服清廷的同时,招抚革命党人的计划也在进行着。
10月19目,袁世凯电召他的幕僚刘承恩,从湖北襄阳来到安阳,袁要通过刘承恩与黎元洪的老关系,来打通与革命党人的关节。
很快,刘承恩通过湖北立宪派重要人物张伯烈转告黎元洪说,目前的战事不能长久进行,应该设法议和,袁世凯还是愿意与革命党合作的。接着,刘承恩又一连三次写信给黎元洪,发动和平攻势。
但是,袁世凯的“和平表示”,决不是说袁世凯对革命党有什么好感。10月15目,袁在洹上村,当着众人的面就说:我不能当革命党,将来我的后代子孙也不能当革命党。
他发动“和平攻势”的真正目的是,一方面挟持清廷向革命党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又用革命党的力量来迫使清廷屈服。最终目的是使革命党和清政府都驯服在他的脚下。与革命党表示友好,也只是利用、平衡形势发展的手段而已。袁世凯所以能当上临时大总统,获取了辛亥革命的大果实,正是使用的这一手段。
到10月30日袁离开安阳南下时,他最后六年所作所为的全部计划已经初步形成。
后续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周旋,以及对清廷的进一步“逼宫”,则基本上按照他在安阳时构想好的剧本进行了。
直到后来,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在当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之后,抑郁而死。
在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之后。灵枢运回了洹上村,8月24日安葬。墓地是由当时的河南巡按使(即省长)田文烈亲自选定,就在洹上村东北二里多地的太平庄。
洹上村,袁世凯安息之地
工程从9月开始,第二年元月完工。坟前又建了规模宏大的“袁公林”,1917年2月动工,1918年6月袁世凯死后两周年时完成,事业拓展成于安阳,去世后,最终也是葬在了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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